中國的“小巷總理”爲什麽管用?

发布时间:2019-10-25 17:02   來源:人民網  

  1949年10月1日,北京,開國大典。

  20天後,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北京宣告成立。新上任的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了政務院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政務院設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和30個部、會、院、署、行。

  兩天之後,10月23日晚上,在千裏之外的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上羊市街,250多名居民代表接到通知去西牌樓小學禮堂開會。昏黃的電燈下,他們每個人領取了一張選票,代表轄區2250戶選出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個組織——居民委員會。

  居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居民委員組成。其中,居委會主任因爲工作在街頭巷尾,負責的事務又包羅萬象,以至于很多人願意把他們稱爲——“小巷總理”。

  在廣袤的國土上,嶄新的人民共和國就這樣一邊鋪陳開宏大設計,一邊勾描著細膩工筆……一切都是這個古老國度裏從未有過的新氣象!

  “陳總理”上任記

  陳福林是上城區上羊市街的一名人力車夫,念過3年小學,是個走街串巷的熱心腸。這條街上誰家有個婚喪嫁娶都少不了喊上這位“陳家大兒子”來幫忙。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人力車沒人坐了,陳福林便來到當地一家工廠當力工,“小夥子有力氣,幹活實在”是大家對他的評價。

  陳福林銅像。吳楠攝

  選居委會那天晚上的經曆,陳福林生前多次談起:“那天發的選票是一個油印的紙質條子,約8厘米寬、18厘米長。紙上共印了21個候選人的姓名,在姓名後面有空格……”

  一人一票的選舉,很快有了結果,24歲的陳福林當選上城區上羊市街居委會主任,畢業于上海法政學校的陳道彰當選副主任。一起選出的還有另外7名居委會委員,分別負責生産、公安、民政、文教、衛生等事務。

  還原1949年上羊市街居民委員會選舉現場場景的油畫。吳楠攝

  “陳家大兒子”當上了居委會主任!200多位居民代表既興奮又新鮮,有說有笑地走出了會場。剩下的,是當初國民政府任命的20多名“保長”。說起“保長”這個職務的由來,還要追溯到宋代王安石變法創設的保甲制——十戶爲甲,設甲長;十甲爲保,設保長。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保甲制成爲維護其反動統治的工具。花多少錢能買個“保長”的職位,從來就不是秘密。

  新舊交替,永遠不會有和顔悅色。就在選舉結束之後,直到一位同志把手槍拍在了桌子上,這20多個“保長”才不情願地交出了印章。陳福林拿個包袱皮把這些印章一包,拿回家當柴火燒了。

  在漫長的曆史中,這個夜晚的故事起初毫不起眼。但是,爲了梳理出這個故事,民政部組織專家學者從2004年開始,展開了爲期4年的漫長尋訪研究。2008年6月,最終宣布上城區上羊市街居委會是新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居委會。

  這250多位居民代表成了中國基層民主的最初實踐者。而這位剛剛當選的陳福林主任也絕不會想到,自己竟是新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小巷總理”。

  这位“小巷总理”一上任,面对的工作就又多又杂。个别居民卫生习惯不好,随地大小便,陈福林和居委会一班人商量,盖了两间简易公厕;國內一些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居委会干部就挨家挨户去募捐;抗美援朝,陈福林去慰问军烈属,动员青年参军报国;户口大清查,居委会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出了31名特务、151名吸毒人员……

  旧社會保甲制的核心诉求是人身控制,而新中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居委会,则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初心使命。这便是新的社會基层组织与保甲制的根本区别。

  現在的上羊市街社區居委會指示牌。吳楠攝

  今天我們回顧“‘陳總理’上任記”,不只是要講述陳福林個人的傳奇命運,而是要在這個故事中尋找“小巷總理”這個制度的基因。

  陳福林是人力車夫,他的居委會同事裏有木匠、女工、女教師、銀行經理和茶館老板。這些人本就是杭州城裏的普通市民,選舉他們的也是普普通通的街坊鄰居。新中國的建立,開啓了千百年來中國人從未經曆過的嶄新曆史——人民當家作主。而那一晚的小小選舉,則是這段大曆史在中國最基層的投射。

  在中国,“小巷总理”从来不是个体,而是代表了一种制度,一种基层治理模式。201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举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會,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

  1953年至1997年杭州市部分城區的選民證。吳楠攝

  中國的“小巷總理”爲什麽很管用?因爲從他誕生的第一刻起就被中國共産黨賦予了“人民當家作主”基因。1954年12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1989年12月2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其中明確規定:“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衆性自治組織”“由城市居民群衆依法辦理群衆自己的事情”。在法律的保障下,“從人民中來,爲人民服務”的理念在“小巷總理”的身上體現得格外直觀而清晰。

  從“諸葛亮會”到“民生議事會”

  前不久,在遼甯省沈陽市鐵西區興工九委社區,記者見到了被國務院原總理朱镕基稱爲“小巷總理”的黃大媽——黃鳳珍。

  嗓門大、走路快、精神頭足,初見黃大媽時完全想不到她已經82歲了。從路口到活動室,一路上見到黃大媽的居民都免不了跟她唠上兩句,200多米的路程足足走了10分鍾。退休前,黃大媽就是這裏的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2002年,朱镕基來沈陽考察,黃大媽彙報下崗職工再就業工作時,用一套又一套的順口溜講出了一個又一個行之有效的“笨辦法”,讓一向嚴肅的朱镕基笑著稱贊:“你給群衆辦了那麽多實事,‘小巷總理’不簡單啊。”

  1998年黃大媽(右二)與社區居民研究辦廠再就業。黃鳳珍提供

  彼時,正是東北國企最困難的時期,大量下崗職工賦閑在家。黃大媽所在的興工九委,有居民2281戶,總人口7635人,其中下崗失業人員1062人。

  下崗人員再就業成了黃大媽的最大難題。爲了廣泛聽取居民的需求,她在興工九委召開了幾次“群衆大會”。“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黃大媽幹脆就把這個會叫做“諸葛亮會”。

  “樓下應該有個煎餅攤”“雙職工想回家就能喝上熱水”“咱大院能不能有個食堂”……諸葛亮會上,好主意一個又一個地蹦出來。黃大媽帶著大夥一個個落實,解決了幾百人的就業問題。

  黃大媽又把諸葛亮會裏有一技之長的居民組織起來,專門培訓下崗職工,黃大媽的口號是“要想再上崗、技能來武裝”。

  興工九委社區在沈陽市率先建立了家政信息就業服務站,就業安置率達95%,成爲帶動沈陽市社區安置失業人員工作的領頭雁。

  黃大媽的居委會工作生涯,是從1962年開始的。那一年,現任鞍山市靈西社區居委會主任的劉娟才剛剛出生。跟黃大媽比,劉娟的工作思路一脈相承,又有所不同。

  在靈西社區,劉娟組織了一個“民生議事會”。會議定期召開,議題提前公布,讓居民出點子、拿主意,一起研究討論有關社區建設、社區事務和社區服務問題。

  劉娟(左中)組織“民生議事會”研究供暖問題。湯龍攝

  曾經,當地治安問題頻發,民生議事會就議出了巡邏防控隊的方案。退休老幹部擔任防控隊隊長,帶動一批居民每天巡邏,維護治安。

  社區裏老年人多,腿腳不便。民生議事會又研究出一個“黨員代辦中心”。社區裏的年輕黨員輪流爲老年人代辦老年證、乘車卡,代交水費、電費。到後來,社區裏的理發、修鞋、修家電都可以找代辦中心。

  如果說黃大媽的諸葛亮會還是一種自發性的摸索,那麽劉娟組織的民生議事會則是有著深入思考和清晰思路的制度設計。黃大媽的“大夥兒的事大夥兒想,大夥兒的事大夥兒辦”被劉娟總結提煉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工作理念,她說:“要讓普通居民有主人翁的責任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推动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從黃大媽到劉娟,這些“小巷總理”之所以很管用,就是因爲抓住了“共建、共治、共享”這6個字。透過這6個字,我們能夠看見“人民當家作主”的內涵已經變得更加飽滿和充實。

  “小巷總理”在網上

  沈陽市沈北新區道義街道晨興社區的社區書記、居委會主任高雲白是個80後。晨興社區共有14個小區,常住居民8000多戶,居民人數近2萬人。高雲白也是位“小巷總理”,只要拿出手機,就是一呼百應的“網紅”。

  高雲白(左)指導住戶使用微信小程序。李進媛攝

  高雲白10年前到社區工作,從QQ群到微信群,她的工作一直沒離開手機。最近,她還開發了一個微信小程序,社區居民通過這個小程序可以查詢到商業網點、家政服務等相關信息。前不久,沈陽遭遇了多年未有的短時強降雨,小程序的實時推送功能派上了用場,氣象預警信息、道路積水信息、公交地鐵延時信息……幾十個微信群裏反複刷屏,居民們一片點贊。

  高雲白的微信裏,還有一個“小巷總理”群。這個群裏都是沈陽市年輕的社區幹部,1983年生的朱帥是最活躍的一個。

  朱帥現在是大東區萬泉街道魁星社區的社區書記、居委會主任。在社區辦事大廳裏的大屏幕上,我們看到了他的“一網一格多功能”工作模式。一網指現代化網絡,一格指社區內300個住戶爲一格。“我們一共有15個網格,一個網格有一個網格員。每個網格都有一個微信群,有任何情況都會第一時間在微信群裏進行溝通。”

  朱帥指著屏幕介紹,他負責的社區裏曾經有過一些違章建築。這些建築留著隱患大,但拆掉又阻力多。

  朱帥(左一)與工作人員通過網格系統查看小區內情況。李進媛攝

  “爲拆掉一個違章小賣部,我們就建了一個30多人的群。”這個群裏有違建小賣部的老板,有城建部門的負責人,有律師,有街坊鄰居,還有媒體記者……群主是“小巷總理”朱帥。群裏所有人一起做這個小賣部老板的工作,政策講清楚、問題能回複。沒用兩個月的時間,違建小賣部拆掉了。小賣部的老板非但沒有爲難朱帥,還跟朱帥和群裏的幾個網友唠成了朋友。

  在今天的社區裏,看不見黃大媽敲臉盆張羅開會的場景,但是社區工作人員和居民的雙向互動每時每刻都在進行。在這個上萬人的社區裏,網絡拉近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社會治理现代化,必然是治理方式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會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會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今天的中国共有社区网格257.3万多个,有网格员429.8万人,北京等25个省份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全覆盖,发现、分析、解决、核实反馈问题,更加快捷准确。

  年輕一代的“小巷總理”爲什麽很管用?因爲他們把服務群衆與互聯網時代的新技術、新手段相融合。他們身在互聯網的另一端,但是服務和關懷卻通過互聯網延伸到了每一位居民的生活裏。

  協商民主——“小巷總理”的偉大實踐

  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標准。民主,不只是價值觀,還是方法論。哪一種民主是合適的,應當以它在治理中的實際效果來衡量。看它究竟是制造了問題,還是解決了問題;是制造了麻煩,還是解決了麻煩。

  無論是黃大媽的諸葛亮會,還是劉娟的民生議事會,再到高雲白、朱帥的網絡社區、居民微信群,這些土辦法新辦法都在不同時期最大限度地凝聚著居民們的智慧和力量。下崗再就業、治安管理、困難群體幫扶、違章建築清理……在“小巷總理”的組織下,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辦,民主切實體現在了居民生活裏。

  這些“小巷總理”也在中國城市的最基層實踐著一種民主模式——協商民主。

  与一些国家的民主模式不同,这种协商民主不寻求对抗,不放大分歧,而是致力于整合社會关系,减少社會矛盾,扩大社會共识。这种民主模式中没有非此即彼的撕裂,没有你赢我输的角逐,而是让多元化的意见和诉求得到有组织、有秩序的表达和集中。无论是面对面的开会,还是在网络里的讨论协商,都是寻求最大公约数,让每一位居民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参与决策,都可以共享发展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

  党的十九大提出,“发挥社會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70年,一代又一代的“小巷总理”成了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者和见证者。70年,“小巷总理”的工作方式不断变化,工作手段几经更迭,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闪耀在街巷之间。充分发挥社會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这是“小巷总理”之所以管用的根本原因。

  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走進北京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區雨兒胡同看望居民,居委會主任李娜熱情迎接,一路走一路彙報社區情況。看到社區幹幹淨淨,百姓幸福感很強,總書記表示,社區管理涉及方方面面,都要照顧到。你們最辛苦,請給社區全體工作人員問好。這一瞬間溫暖了很多人。

  今天,在越来越庞杂的城市里,“小巷总理”正在把多元主体组织在一起,共同治理社會公共事务,共同分享社會发展成果。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新中國成立70年之際眺望未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街頭巷尾亦是廣闊天地,“小巷總理”大有可爲。

  責任編輯:陳晨